暧昧的合作: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与"研究系"

暧昧的合作: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与"研究系"

时间:2020-02-14 15:02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1922年5月14日,以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北大教授为主体而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宣言不仅号召“好人”为实现“好政府”而奋斗,还特意把梁启超所代表的研究系排斥在外,由此引起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的强烈不满。

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和研究系在发动学生运动上,也曾有过一段“暧昧”的合作。这段历史在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化,研究系与北京大学都含糊其辞,故而成为一段被当事人有意遮蔽的历史。

1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为标志。不过,新文化运动力量的集结却是开始于1917年蔡元培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同年陈独秀主掌北京大学文科。蔡元培和陈独秀是推动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思想革新的领袖人物,并由北大文科学风的转变而带动北京大学整体学术思想的转变,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风靡全国。

谈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实际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重在“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虽然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扬言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似乎与政治无涉。实际上,这不过是蔡元培掩人耳目的说辞,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整顿教育来刷新中国的政治风气,美其名曰“教育救国”。换言之,此时的蔡元培有明暗两种身份认同:公开的教育家和心底的革命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学人,他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都怀抱一个“群体性的自我意识”,也即“政治”。简言之,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学者群的政治关怀使他们与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成为潜在的盟友。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如果说北大新文化运动学者群是“在学言政”,而来自政界的梁启超研究系则是“在政言学”,由此构成了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学者群与研究系的交集。梁启超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这一系的核心成员还有张东荪、林长民、蓝公武等人。作为两方阵营的领袖,蔡元培与梁启超同属戊戌维新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拥有科举功名,共同的知识文化结构和时代经历增强了蔡元培与梁启超的相互认同感。至于略晚他们一辈的北大新派学者,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等人早年也深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尽管研究系诸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也著书立说,属于政界中的文人。研究系群体的学者气质也使他们与北京大学新派学者惺惺相惜。研究系一派不同于皖系、交通系、安福系等纯粹的军阀政治派系,他们在搞政治的同时,也高谈社会改造,使其成为中国政界中的另类。故而在时人的记忆中,梁启超的研究系即使在积极从政的时候,也给人一种“抛弃政治,只谈社会改造”的错误判断。如五四亲历者常乃悳所言,“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一派在1915和1916年非但没有远离政治,而且在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堪称影响时局的关键人物。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五四前夕的北京大学师生与国内政界实际上在刻意保持一段距离,其原因是那时的政界风气败坏,尤其是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奉行的亲日政策更是引起学界的不满。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批评说:“当前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北大师生这种与党派自我区分的心理,也恰好反映了北京大学“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作为一种“集团势力”异军突起,更是增强了北京大学师生的集体认同感。 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李大钊这句话写于1921年,其时他已经对梁启超的研究系表现得非常不满。但是,时光倒退到五四爆发前一年,李大钊所属于的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学者群的确与研究系的关系很密切。

五四运动前,研究系之所以能为北京大学师生所接纳,一个主要原因是研究系自1917年年底被皖系军阀排挤出北京政府之后,暂时停止政治活动。研究系的两大领袖,梁启超专心“著书”活动,汤化龙则是“出洋考察”。 无心插柳柳成荫,此时政治上失意的研究系却无意中发现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是一个政治潜力无穷的集团。而研究系表面上的“弃政从文”自然也拉近了他们与北大新派人物的距离。虽然胡适内心鄙视研究系蓝公武、林长民等人的活动,认为那不过是“政客行为”,但他却很敬重梁启超,经常与梁氏讨论学术问题,还把他本人和梁氏都归为“几个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总体上看,在北大师生眼中,当时的政治派系都是一团的黑暗。如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所言:“当这个乱昏昏的中国,法律既无效力,政治又复黑暗,一般卖国贼,宅门口占满了卫兵,出来坐着飞也似的汽车,车旁边也站着卫兵。市民见了,敢怒不敢言,反觉得他们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相较而言,研究系多少算得上是政界中的一股清流。胡适就认为,研究系的林长民和汪大燮等人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开明的政治家”。而且,胡适还对北京学生界宣扬,他与研究系“有些老交情”。 这一切都说明了研究系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非同一般,是其他政治派系望尘莫及的。

在五四前夕,研究系与北京大学新派师生愈走愈近,客观上还由于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首先,北京大学新派师生和研究系都把掌权的北洋军阀政客如皖系、安福系和交通系视为共同的政治对手。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发表公开演说,劝诫皖系军阀为代表的强权派们改邪归正,他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其次,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大学新派学者与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此时都信奉威尔逊主义,共同的信仰让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在五四前夕结成了政治盟友。如胡适所说:“蔡先生和当日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除了双方志趣的相投之外,五四前夕,北京大学与研究系的结合,也是一种有组织观念的“集团势力”养成的结果。梁启超的研究系不过是顺水推舟,巧妙地借助了北京大学的现成势力。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出现“组织化”、“媒介化”的端倪。在教师群体中,有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在学生中,有新潮社、国民社等学生组织,并且还有自己的出版物,表示其主张。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校园生活的组织化和媒介化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乃至引起胡适的注意,他说:“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而且胡适本人在1919年内就“收到各种学生刊物400余份之多”。学校里既然有了如此普遍的社团组织,客观上自然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像研究系这样嗅觉灵敏的政治团体自然也会注意到。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他认为组织学生势力从事政治运动是一种政治常理,没有什么愧疚感。即使到了1925年,此时梁启超已经淡出政界多年,他仍然毫不迟疑地认为:“人类是政治动物,参与政治是人类普遍的职责,学生也是人类,为什么不应参与?”在此种观念的指导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前是在有意识的拉拢北大学生。胡适就注意到,“进步党人(研究系),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

研究系与北京大学的交集,还表现在组织的建立上。此即蔡元培校长与研究系共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和平期成会的前身是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组织的“和平促进会”,由于该会被安福系所攻击,于是研究系的徐佛苏提议改为“和平期成会”,研究系的熊希龄和北大蔡元培担任正副会长。此外,研究系还与蔡元培发起了“国民协会”,核心人物是研究系的汪大燮、熊希龄,而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大总统徐世昌。这些联合组织的建立,说明研究系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实现了跨界的组织联合。

2

在欧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 梁启超立即上书给徐世昌献计,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 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总统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 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得到列强的支援”。

梁启超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有言:“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真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的开端。在反对垄断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问题上,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师生与研究系的目标是一致的。简言之,反对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学界领袖蔡元培与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进行合作的政治基础。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研究系洞察国时势,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重返政治舞台的千载良机。他们认为:“此次欧洲和平会议及将来国际联盟会关于国际间一切处分均以民族自决为前提,我国民亟应组织团体,合全国人民悉心研究,表示真正民意态度,与国际间足为政府之后援并以增进我国国际间之地位。” 此时,研究系以“国民外交”的名义,干预政治。1919年初,梁启超在国际税法平等会发表演说,鼓吹:“当此国民外交之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独裁政府者,则在国民审查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

国民外交协会是研究系主导下的在其它社团基础上的再联合。1918年12月,研究系下属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与平和期成会、财政金融学会及兰社等集会讨论时表示,“各愿负始终不懈联络各团体共同组织之责”。研究系首领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发表公开演说,进行鼓吹。1919年1月26日,上述团体中的核心人物如蓝公武、梁秋水、邵飘萍等开会决定,以“国民外交协会”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自2月2日以后,每周一三五日上午开常会。2月16日,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外界宣布成立。成立后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是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林长民、范源濂、庄蕴宽等七人。

一战之后新的国际形势,是刺激研究系成立国民外交协会的重要国际因素。所谓“天相中国,既予以千载一时之机,则求振国权,时不可失”,而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则是把握此千载良机的重要手段。研究系也坦然承认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博采舆论,集合众议”,就是说国民外交协会的职责是为了进行舆论动员,凝聚力量。由此可见,研究系是把国民外交协会视为一种重要的参政手段,只不过是借助国民外交的旗号,而行参政之实而已。国民外交协会经常摆出 “只问外交,不涉内政”的超然姿态,实则这是研究系混淆视听,干预内政的幌子而已。林长民是国民外交协会的干事长,亦是研究系的干将。五四运动之后,林长民有一段自白,从中可以窥探研究系利用国民外交协会的参政意图。林说:“长民政治生涯从此焕然一新,此实国民外交协会之赐。” 这话是林氏1920年3月对研究系自五四运动以来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重要回顾。此时,原来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的亲日派曹汝霖诸人已经离去,五四政治风波早已烟消云散。

国民外交协会是研究系的大众组织,该会与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实为一体。研究系要人熊希龄、林长民、范源濂等人同时兼任两会的职务。研究系与大总统徐世昌在政见上比较一致,都是“文治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所代表的“武力派”针锋相对。研究系与徐世昌的联合是相互利用:研究系是在借助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来寻求庇护,而徐世昌则要利用研究系的影响力来制衡皖系及其御用势力。关于外交委员会的成立动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干事叶景莘说的很明白:“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研究系既然反对北京政府的“亲日倾向”,那么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自然是研究系的打击目标。

研究系介入学生运动的渠道主要是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的会员有不少是“大学生代表”。 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报界代表梁秋水与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往来密切,并通过罗氏对学潮表示支持。5月5日,罗家伦在学生会议上说,“北京报界希望学界组织总机关,电报不能外发,报界可以为力”。由于国民外交协会与北京大学学生往来密切,致使亲日派曹汝霖等人指责其中“大有政治臭味”。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研究系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特别活跃,俨然执舆论界之牛耳。一方面研究系利用国民外交协会充当民意代表,并向北京政府提出“国民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研究系积极地为徐世昌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据时人透露,4月30日,徐世昌在延庆楼传见研究系的范源廉、熊希龄、丁乃扬等人,“密谈和局问题达2小时之久”。

五四运动爆发前半个月,研究系最为活跃。研究系这期间的政治活动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直接的关联。此处,仅对研究系在这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略作考察。4月22日,研究系的熊希龄、林长民等人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名义面见总统徐世昌。熊希龄向徐世昌提出国民外交协会的基本主张,也就是要求政府“非把山东问题提交巴黎和会不可”。徐世昌的回答也很圆滑,他说,“国民爱国,政府亦爱国,正宜互相提携”。接着,徐世昌话题一转,指出中国外交问题的失败在于国内分裂,他说:“南北今尚未统一,外交即大大吃亏。”徐世昌如此说来,是在希望国民外交协会援助其和平统一政策。此次谈话揭示了研究系与徐世昌所关切的政治利益有所不同。国民外交协会着眼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成败,而徐世昌关心的是南北统一问题,此问题牵涉到总统的政治地位。4月24日,外交委员会将《外交意见书》提交给大总统徐世昌,请徐氏“即日电令专使查照前令,乘机提出山东问题”。

4月底,梁启超在巴黎得知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后,立即电告国内的研究系干将林长民,请其“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研究系应声而动,其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发动请愿之举。5月1日上午,国民外交协会代表赴总统府见徐世昌,请其致电巴黎和会代表“据理力争,万勿退让”,徐世昌“允照办”;同时,国民外交协会又致电巴黎的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和中国专使,表达同样意愿。这样,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及其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民意沟通系统,由此产生一个能够制约政府外交的公众舆论压力。为了广泛动员民众,国民外交协会又在5月3日下午开会,研究系的熊希龄、林长民等出席,会议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随后,国民外交协会向北京各界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知,又向全国各省商会、省议会、教育会等团体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研究系的喉舌《晨报》持续报道山东问题的交涉情况,引导公众舆论的关注,促使山东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如五四学生马骅所言,“倘使和会不议到山东问题,学生决不会运动的。那时间,北京的学生界掀起了一种打卖国贼的运动,登高一呼,四方响应”。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警告国民》,耸人听闻地写道:“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氏此文成功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救亡意识。隔日之后,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上演“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历史一幕,是为著名的“五四事件”。事后,北京政府逮捕涉嫌肇事的学生三十余名。研究系自知有愧,故为营救被捕学生不遗余力。5月5日,汪大燮致函大总统徐世昌,言称“学生非释放不可”;同日晚,汪大燮、林长民等领衔向京师警察厅保释学生。

除努力援救被捕学生之外,研究系还试图将五四运动引向深入,其表现是力争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研究系的政治态度更加激进,而总统徐世昌则日趋保守。总统徐世昌原本是支持研究系及其国民外交协会的,此时徐则担心五四运动扩大而不可收拾,致使其总统位置不稳。因此,徐世昌反对研究系召集国民大会。5月5日早上,总统府秘书长吴世湘电约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传达总统之意:“五月七号之国民大会暂作罢论,”但是徐世昌的请求遭到林长民的拒绝。 5月6日晚,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国民大会照常举行,同时熊希龄、林长民等联名致函国务总理钱能训,拒绝政府的请求。

随后,北京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5月5日,北京各校学生“相约罢课”,并准备参加5月7日的国民大会。与此同时,北京各界团体也向政府施加压力,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在此形势下,北京政府若能提前释放被捕学生,便能起到一箭双雕之效:既可博取社会舆论之同情,又能离间学生界与研究系的联合。于是,释放被捕学生是北京政府的必然之举。5月6日晚,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两个交换条件:其一是不许学生参加5月7日的国民大会;其二是各校在5月7日一律复课。蔡元培完全接受上述两个条件。5月7日上午,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32人。 同时,北京政府严加戒备,阻止研究系召开国民大会。7日早晨,中央公园周围高度戒严,士兵“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就这样,研究系计划召集的国民大会胎死腹中。5月15日,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已经不见汪大燮、熊希龄和林长民等人的身影。 这意味着研究系开始回避学生运动。